首先，十分感谢您对我两兄弟的关心与帮助。您对我讲的话，我记住了，也非常渴望能得到您的指点。为了申诉，我从2005年1月回归社会后，在3个月里用全拼，学回了电脑打字，并与同年底，考出了上海市办公自动化电脑初级证书。现在，每月我哥哥从监狱里寄出的材料都是我打印后，电脑传给刘老师。

  其次，我从2013年到现在，我每月在上海高院网站发一份申诉材料。催促他们实事求是，依法纠正冤假错案。今年上海人大开会期间5天，我每晚发一份材料到人大网上。

  再次，我有时与刘老师，有时与我家人到上海市高院、上海市检察院、一中院、上海市纪委、上海人大等信访部门走访。15年1月20日到一中院，接待的有原来的周林安，换方方负责信访。

  这是一个与美国辛普森案几乎同时发生但至今仍在申诉的疑案，更是除了当事人家属与律师还有检察官都在奔走呼号的难案。

  “推动该案重新进入司法核查的，是一位锲而不舍为之奔走7年的退休检察官刘炳华。他认定18年前梅氏兄弟被判故意杀人的该案有巨大冤情，费尽周折找到了所能找到的证人，觉得自身已追到了极可能的真正凶嫌。”刘炳华指着2013年4月11日《新华每日电讯》头版评论《司法公正需要制度设计的力量》中的这段文字说：“你看，新华社都在支持我，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和浙江张氏叔侄案的给了我信心。”刘显得异常兴奋，同时他又万分焦急，上海两梅案距离法律规定20年的追诉期限只有几个月，真凶可能逃脱法律制裁。

  1995年7月6日早上8时许，大雨滂沱，39岁的被害人顾敏黎在家中被人杀成重伤，早上10时许，丈夫梅吉祥因患眼疾请假回家休息，发现躺在血泊中的妻子，立即拨打120呼救，并同时通知其孪生兄弟梅吉扬赶往医院。顾敏黎经医院二次手术抢救脱离危险。

  11月16日，上海市公安局刑事技术鉴别判定部门对顾敏黎的伤势作出《损伤鉴定报告》：根据《人体重伤鉴定标准》已构成重伤。

  案发4个月后，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，被害人顾敏黎的母亲陈仙玲向警方报案，凶手竟是顾敏黎38岁的丈夫梅吉祥。案子被定性为故意杀人，经过长时间的审讯，梅吉祥供出作案同伙孪生兄弟梅吉扬。

  1996年1月，案件移送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，梅吉扬首先翻供。在看守所与律师会见时，抱头痛哭，声称是被冤枉的。

  12月16日，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不公开审理两梅杀人案，两梅的辩护律师分别是郑传本、王湘堡、盛诗柔和陈春孚。

  起诉书指控，被告人梅吉祥因婚姻家庭矛盾萌生杀妻歹念，并纠集被告人梅吉扬预谋共同行凶。1995年7月6日上午8时许，被告人梅吉祥在家中以向妻子顾敏黎索取钱款为由，借故寻衅，当遭到顾拒绝后，被告人梅吉祥即取出事先准备的柴刀朝顾的头部猛砍数刀，致顾当即昏倒；此时在一侧等候的被告人梅吉扬闻声上前，按梅吉祥的授意先后传递木凳、菜刀，被告人梅吉祥再次用木凳、菜刀猛砸猛砍顾的头部，被告人梅吉扬用菜刀砍伤顾的脸部和右手，之后，被告人梅吉祥唯恐顾不死，还用皮带猛勒顾的颈部。

  行凶毕，两名被告人伪造现场后分别佯装去单位上班。当日10时一刻左右，被告人梅吉祥借故回家，见顾尚未死去，不得已而请求救护。在医院抢救期间，被告人梅吉祥唯恐罪行败露，利用家属护理的机会，先后两次拔去插在顾敏黎口中的胃管，还将水银体温表折断在顾的口中，企图杀人灭口。两名被告人的杀人行径，造成被害人顾敏黎头部多发性裂伤、颅骨骨折，硬脑膜外、下血肿、蛛网膜下出血致右眼失明、右侧上、下肢无自主活动而丧失生活自理能力，构成重伤。

  庭审中，控辩双方对抗异常激烈，辩方指出，找不出两被告人预谋杀人合理的犯罪动机，在柴刀、木凳等四件犯罪工具上，未曾发现和提取足以证明梅氏兄弟使用凶器的痕迹凭证，案发至破案4个月14天，被害人天天面对凶手而不愤怒指认，令人难以理解；控方始终未能出示有关毛发、指纹、血型的证据材料。当郑传本向顾敏黎发问质证时，公诉人称其“身体不好，不能多讲”。

  郑传本还当庭指出，顾敏黎头上留下5条各4厘米、6厘米、7厘米、5厘米、6厘米的疤痕，还有两处豌豆大小的点状伤及一处钝器所致放射状疤痕，与分别使用柴刀、菜刀、板凳猛砸行为不吻合。

  1997年2月，法院一审判决梅氏兄弟犯故意杀人罪，梅吉祥被判死缓，梅吉扬被判12年。1997年末，二审法院驳回上诉,维持原判。

  郑传本是位家喻户晓的上海滩平民大律师，他为两梅案辩护引起了不小的风波，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多年里，更是为两梅的倾尽全力。

  郑传本的学生易瑞京（上海骏丰律师事务所主任）至今清楚地记得，郑传本专门准备了一个录音机去看守所会见梅吉祥，全程录下会见时的谈话内容。

  当时有家新闻媒体报道，“梅吉祥、梅吉扬”案郑传本共收取律师费16万元，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，褒贬不一，各路媒体广施手段大肆报道。

  16万元，律师收费标准在当时无异于天价。当时实行的《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是1991年由司法部颁布实施的。依规定，办理刑事案件，一审收费30150元/件，承办一审又办二审的案件为3050元/件。同时，该办案的“附件三”规定，律师办理疑难、复杂的法律事务，可适当增加收费数额，但最高不允许超出收费标准所规定数额的两倍。

  郑传本则回应：“这个案子历时1年10个月，花了多少心血！律师收费应根据案件简繁、地区远近、律师的服务的品质，加上当事人的承担接受的能力，在自愿协商的条件下收费，上下不设限度。”

  二审维持原判后，沪上五名律师联名提出了申诉，他们是王文正（原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、原全国律协副会长、原上海律协会长）、朱洪超（原全国律协副会长、原上海律协会长）、郑传本（国家一级律师）、翟建（1996年全国十大刑辩律师）、王湘堡（特聘律师、原上海高级法院刑庭副庭长）。

  这时，有家媒体刊登了一篇采访该案承办检察官的文章，在文中检察官说道：“两梅在公安预审期间和检察院一致承认联手对顾敏黎行凶，可是当案件提起公诉、律师介入后，两人立即翻供了。也许辛普森靠数千万美元请名律师能够获无罪，但这不代表梅氏兄弟花上16万元的天价就一样能获无罪，法律只尊重事实。”这更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，控辩双方和媒体更是打起了“口水仗”，甚至要对簿公堂。

  两梅的父亲梅安燧向记者证实，四位律师代理一审、二审共收取律师费7万元左右，之后四位律师帮梅家申诉，重新调查取证、打印、寄送申诉材料大约花了两万元。

  易瑞京说，郑传本报童出身，曾从事公安工作，有着丰富的办案经验，从他身上看到了一种老一代法律人的精神：执著、认真，一身正气，敢于直言。郑传本曾说过：“他从来不请公检法的人吃饭。”只要当事人有冤屈，即使付不出律师费，郑传本也会毫不犹豫地接下案子。郑传本党性强，任何事都会依靠组织，比如他接手两梅案后，专门把案情拿到上海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研究委员会，由王文正牵头请沪上知名的刑辩律师讨论，讨论的结论为“确实没有一点证据”，郑传本决定为两兄弟作无罪辩护。

  王文正今年已86岁，这十多年一直为两梅案奔波，他已写了30多封申诉信给上海市和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，要求查明该案的线时许，记者如约来到王文正居住的小区，不想在电梯口遇到了他，原来他特地外出复印两梅案的材料，准备交给记者。

  王文正对案情提出种种疑问，他边说边递过一份申诉信，令记者敬佩之心油然而生，申诉信的附件竟是他亲手抄写的一审判决书。

  王文正对记者说，判决书用215字对两梅的杀人动机和杀人作了具体描述，他认为其中有多处是违反常理的不实之词。比如，奇怪的未遂，两个40来岁男子把家里仅有的两把刀都用上了，连续猛砍被害人的头部，还用木凳猛砸头部，用皮带猛勒颈部，判决书用了四个“猛”，顾竟然未被杀死，令人深感迷惑。判决书是对案件做的结论，最能体现侦查、起诉、审判的工作质量，而这份判决书让人越读越不相信两梅是杀人凶手。当时媒体也起了不好的作用，事实未查清就大肆宣传，起了定调子的作用。还有一份证言，证明梅吉祥在医院里拔胃管，将水银体温表折断在顾的口中，企图杀人灭口。证言说是护工书写的，一个护工写出一笔漂亮的字体，其真实性都令人生疑，等等。

  王文正回忆道，在两梅的父母、女儿和郑传本等人申诉期间，还发生两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：有一年该案一审的审判长带着水果看望两梅的父母；另一件是梅吉扬出狱后，第一中级法院到其原单位，积极协调为其安排工作。

  最令王文正动容的是，郑传本临终前十多小时，王文正、刘炳华和郑传本的学生等人围绕在病房前，郑传本竟然拉掉了氧气罩说：“两梅案查不出真相，我比死都难过！”

  王文正说：“我不是梅家的亲朋好友，也未接受他们的委托，只是出于一个党员的责任心和一个公民的正义感而向法院建言献策。如果我讲的有道理就见诸行动，假如没有道理，也请给我一个答复，讲点理由。”不知不觉中，采访的时间已过两个小时。

  2006年春节刚过，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高级检察官刘炳华，接到上世纪70年代一起在农场务农的好友连凤娣的电话。连凤娣是梅氏兄弟二姐梅芬的中学同班同学，对梅家可谓知根知底，看着梅家兄弟长大，不相信他们会杀人，于是想起了好友刘炳华在检察院工作，希望对梅家有所帮助。

  刘炳华因此与两梅案结下了“梁子”，当他找到郑传本时，郑将所有的材料复印给刘炳华，并向他诉说此案处理不公。

  刘炳华在检察院机要科工作，负责行政事务，追查案件不是他的工作职责，很多人议论道：你管什么闲事？

  刘炳华和记者说，这些年他将两梅案100多万的申诉材料和案卷输入电脑，打印成册，房间里堆着200多册材料。他潜心研究案情，越看越觉得存在诸多问题。单看文字材料肯定不行，他决定展开调查。

  此时，顾敏黎家因拆迁已搬走，刘炳华经多方打听，以黄浦区青少年工作志愿者身份带着梅华找到顾敏黎家。不料顾家人拿出一张纸条，要求梅华签字承认爸爸就是杀妈妈的凶手，梅华不愿签字，开始哭泣，而母亲顾敏黎低头不语。后来顾家人竟打110报警，这让刘炳华更加坚信案件存在重大隐情。

  2012年6月，刘炳华退休了，当初担任辩护律师的郑传本和盛诗柔已相继去世。刘炳华身感责任重大，他把所有的时间投入到追查案件中，凡是案卷中提到的名字，他一个一个地去寻找。他专门跑到浙江某地，找到当时在医院里照料顾敏黎的护工王香英。王香英曾书写过一份证言，指认梅吉祥在医院拔去顾敏黎口中的胃管，并将体温计折断在顾的口中，企图让她中毒身亡。王当面向刘炳华承认，证言是顾的妹妹所写，她只是碍于情面签了字。此后，刘炳华走访了梅氏兄弟单位的30多位同事（两人同一单位），证明案发时梅吉扬在上班，未离开过单位。

  刘炳华对案卷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，他找到当年电视台《案件聚焦》栏目的播放带，他边说边拿出刻录好的光盘放给记者看：“你看，南市区公安局刑队队长翁则明在镜头中说，我们还发现有把水果刀的刀柄和戳断的刀柄头。”

  2014年1月29日，上海市检察院公布了核查结果：“经过对梅吉祥、梅吉扬案全面认真核查，未发现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错误。”

  “戳断的刀柄头，这件物证在后来的起诉书和判决书中只字未提，这件物证去哪儿了呢？”

  “两个大男人有预谋杀一个女人，居然从走廊打到屋内，晾衣的丫叉（头部为铁质的）、地板、冰箱、洗衣机、沙发、墙上到处是血迹，现场的血迹、毛发、指纹均与梅氏兄弟无关。以此判断，如果不是顾敏黎一个人留下的，那么一定还有他人，而这个人的嫌疑最大。为何有关部门对这些证据避而不谈，只凭口供定罪？”

  “案发当天下大雨，顾敏黎有个同事来接她去外高桥上班，然而这个同事非但没来接她，巧的是他的额头出现了外伤，至今留有疤痕。 我找到了当天陪他就医的同事，和他在1995年7月22日报销医疗费800元的财务凭证。这一切是不是太巧了？”

  再过几个月，两梅案将结束20年的追诉期限，真凶可能逃脱法律制裁，刘炳华焦急万分。他对记者说道：如果这个案件核查后证明是我错了，我甘愿受党纪、政纪甚至是刑事处分。

  2015年1月6日上午10时许，记者来到上海老北站附近的一幢4层老式公房，301室里居住着两梅的父母梅安燧和凌爱玉，他俩已年逾八旬，十来平方的卧室显得十分局促，床头柜的位置被一叠1米多高的申诉材料占据着。两位老人坚称两个儿子是不会杀人的，盼望着一家人早日团聚。说着说着，梅安燧拿出了一份户籍证明，情绪激动地说：“1995年12月11日，梅吉祥尚未被法院判决有罪，他的户口却被注销了。”

  凌爱玉对记者说，这些年他们夫妇一直向有关部门申诉，2004年最高法院对该案不再提起再审的通知和2006年最高检察院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对此案不予抗诉的通知，给他们很大的打击，刘炳华的出现使他们一家又抓到了一根救命草。

  令两位老人唯一感到欣慰的是，梅吉祥的女儿梅华现在已长大成人，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。

  老人说，梅华从小承受了巨大的压力，原本生活幸福温暖，9岁时突然之间家没了。爸爸入狱后，母亲顾敏黎到法院起诉要求与狱中的梅吉祥离婚，法院判决准予离婚，梅华判给了母亲抚养，母亲却拒绝抚养，后来法院强制执行，那年梅华才12岁。15岁时，正值房子拆迁，母亲拿了动迁款走了，梅华只能挤进了爷爷奶奶的家，一住就是10年。

  有一次，梅华去外婆家看母亲，竟然被外婆推出门外并报了警。后来梅华考入华东理工大学，担任班级的团支部书记并入了党，2008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。梅华曾多次找到母亲，母亲的家人却多次报警，不欢而散。

  老人和记者说，梅吉扬于9年前被提前释放，他目前正在常州一亲戚的公司中打工。

  记者拨通了梅吉扬的手机，他对记者说：“我含冤坐过牢，虽然现在重新再回到社会，但家庭已分崩离析，心灵的创伤也是没办法抚平的。”

  出狱后，2005年1月21日，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到他原单位做工作，单位同事很惊讶，梅吉扬又回来工作了，按常理这是不可能的事。他被安排到了总公司商情部办公室，公司有张内部报纸《飞轮报》，编辑、采访、排版他样样都得管。2006年3月，公司被广厦集团收购，梅吉扬离开了公司，到常州亲戚公司打工。他和记者说，妻子虽未与他离婚，出狱后他们联系过几次，但目前他已与妻子、女儿失去了联系。当年哥哥梅吉祥把他拖进了案子里，哥哥也是被冤枉的，所以自己从来就没怪过哥哥。

  梅吉祥后被减为无期徒刑，到2014年12月17日他已发出1137封申诉信。

  2014年8月19日，梅安燧收到一封中央第二巡视组的来信：“您好！您的来信已收悉。对于您反映的问题，我们将按规定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真处理。感谢您对中央巡视组的信任和支持。”